中国调查记者行新宝7平台登录业生态报告:逾

 行业动态     |      2019-12-07 19:33

  【内容摘要】本文是针对中国调查记者行业第一次总体普查所得的调查报告,研究发现:调查记者行业主要由男性主导,年龄结构年轻,学历较高;他们普遍有8年从业经历,具有较丰富的实践经验,有1/3的籍贯来自湖南和河南,服务媒体和工作地点主要集中在北京、广州和上海;他们具有相似的价值观和职业意识,强调媒体的监督、启蒙作用,具有较强的判断能力和职业水平,不轻易受名利诱惑,不愿意被行政权力和商业利益制约,新宝7登录更加具有自主性。不过,他们的生存状态并不理想,有40%的调查记者“不打算继续”从事调查性报道。为此,我们建议既要改善其职业待遇,更要优化其报道环境,保障采访权利、扩大报道空间。

  “大地春如海,男儿国是家,龙灯花鼓夜,仗剑走天涯”。民国初年革命烈士熊亨瀚学生时代写的这首诗,放在今天,可以贴切描绘百万新闻从业者队伍中一支数百人的队伍。他们中,有记录者,有监督者,有启蒙者,尽管成长经历、职业意识各有差异,却面临着共同的新闻环境,拥有相似的实践策略;面临的职业风险最高,采访突破的难度最大,受到的职业尊敬最多,新闻作品的影响也往往最广泛、最有力他们拥有共同的名字:调查记者。要描摹中国的调查记者的群像并不容易,试图准确概括他们的生产方式、揭示他们的新闻观念更具挑战。不过,他们的身影需要被记录,精神需要被传播,声音需要被放大。于是我们实施了国内第一次针对调查记者生存状况及职业意识的调查。

  给“调查记者”下定义免不了主观判断与标准。我们结合新闻行业状况、调查记者队伍规模及其新闻生产实践的特点,将本研究中所指“调查记者”定为:一半以上工作时间从事调查性报道,主要以社会、时政、财经等领域的负面题材为主,多关乎公共权力滥用,有被遮蔽的真相要记者进行突破调查,特稿记者、对话记者等不算在内。即使用最宽松的定义标准,全国调查记者也不过数百人。鉴于此,本研究采取“总体普查”的方式,而非“抽样统计”的数据收集方法。数据收集时间为2010年9月24日至2011年3月14日,历时约半年。我们先用4个月左右时间,依循严格严谨的程序,建立了一个全国报纸和杂志调查记者的全样本名单数据库。主要通过三种方式来建立、确认及调整名单:1、根据可能发表调查性报道的媒体类型,建立媒体名单库,然后请各媒体负责人提供记者名单及联系方式;2、结合不同区域,邀请该区域内具有较高威望或影响的调查记者,对该区域的调查记者名单进行逐个确认;3、针对国内绝大多数调查记者经常、集中使用的网络QQ群(小刀群、深度报道联盟等),对群内记者进行复核及补充。第一稿名单包含19个省市自治区72家媒体的293位记者。数据收集过程中,我们又根据调查记者罗列的个人人际关系网数据,添加41位记者与8家媒体。最终媒体总数为80家,记者样本总数为334位。

  在我们联系的334位记者中,47位谢绝填写问卷(以隐私考虑、时间压力等为由)或同意填写却最终未返回问卷,28位记者被定为“非调查记者”(在调查进行时不再从事调查报道或偶尔从事调查报道)。问卷通过电子邮件的形式发放,约17%的调查记者很快完成并返回问卷,约27%的调查记者被催促了1-2次后完成了问卷,约55%的调查记者在被催促了3-5次后完成问卷,可见他们的日常工作压力的确很大。总体上,平均每位调查记者花了4周的时间填写及返回问卷。最终,我们成功调查了259位调查记者,占符合调查记者标准的样本的84.6%。我们对谢绝参加或未作回应的47位记者做了简单统计分析,发现这些缺失样本基本不会导致数据系统性偏差,即:我们倾向于把缺失样本当作随机缺失处理,参与调查的259位记者具有很高的代表性。

  研究发现,调查记者行业主要由男性主导,年龄结构年轻,学历较高,专业背景多为新闻传播或语言文学类专业。

  调查记者队伍中,男性占84%,女性占16%。尽管女性调查人数不多,但她们在调查突破、报道逻辑、文本特色方面的表现却并不处于劣势地位。据我们观察,女性记者在财经调查报道领域人数不少,如接受问卷调查的8位财新传媒《新世纪周刊》记者中,就有李箐、罗洁琪、王和岩、于宁、赵何娟5位女性调查记者,而且于宁从事调查报道10年、王和岩从事调查报道7年。再以《瞭望东方周刊》社会调查部为例,男记者约10人,女记者仅2人,其中之一的刘伊曼将女性调查记者的“独特优势”概括为四个方面[2]:(1)被监督和调查对象通常是男人。男人和男人之间,很难说出真心话,但女人天生具有软化氛围、软化别人心理防线)在暗访和隐性采访中,女人本身就是自己的伪装。在群体作战打新闻仗的时候,更能为战友提供配合掩护。比如扮演成天真的女学生,让对方放松警惕;(3)对于特殊采访对象,尤其受到伤害的未成年人、妇女等,女人比男人更善于倾听、更容易让对方说出难言之隐;(4)调查记者圈中男女比例失衡,女生凤毛麟角,自我感觉上比较有优越感。

  调查记者队伍的年龄结构比较年轻,约有76%的调查记者年龄在35及35岁以下,50岁以上的不到3%,其中,年近五旬的《中国经济时报》首席记者王克勤、《半岛都市报》深度记者刘延珉,年逾五旬的《新民周刊》编委胡展奋、《浙江日报》首席记者洪加祥,都是活跃在调查记者一线的“老大哥”。比较而言,市场化报纸与新闻杂志的调查记者的平均年龄较低(约32岁),党报/机关报的调查记者平均年龄相对较大(37岁左右),不过这类报纸调查记者人数只有11人。

  几乎所有调查记者都具有大专或大专以上的学历,76%左右的为本科,拥有硕士或博士等研究生学历的有15%左右。他们所学的专业中,主要有三大类:新闻传播类占14%左右,恩佐娱乐地址语言文学类占27%左右,经济管理类占12%左右,可见文科生构成了调查记者的主力。

  拥有较多调查记者的媒体主要有三类:(1)新闻杂志,如《瞭望东方周刊》《财经国家周刊》《中国新闻周刊》《南都周刊》等;(2)市场化精英报(针对知识或商业精英),如《南方周末》《时代周报》《21世纪经济报道》《第一财经日报》等;(3)市场化都市报,如《新京报》《南方都市报》《大河报》《北京青年报》《华商报》等。这些媒体的总部主要分布在“北上广”,分别是北京(17家)、广东(9家)、上海(6家),其它相对集中的还有湖南(6家)、浙江(5家)、安徽(4家)、河南(4家)、福建(4家)等。大约84%的调查以公司聘任方式(即企聘)服务于所在媒体,15%的调查记者则拥有事业编制。

  就调查记者的实际工作地点而言,他们主要驻扎在北京(约30%)、上海(约12%)、广东(约8%)、河南(约8%)、浙江(约5%)等五个省市。尚未发现调查记者的省市自治区有:河北、内蒙古、黑龙江、江西、广西、山西、新疆、海南、宁夏、青海、西藏。

  一组有意思的数据是对调查记者籍贯的统计。湖南与河南是最大的调查记者“出产地”,约有14%的调查记者来自湖南,13%的调查记者来自河南,位居所有省市自治区之首;其它比例较高的省市依次是安徽、湖北、四川、河北、山东、福建、江苏、辽宁和浙江。为何湖南籍、河南籍调查记者最多?初步分析,原因可能主要有三:(1)这两个省经济相对欠发达,调查记者多长于农村、小县城或小城市,对基层民瘼、百姓民生更有切实体悟,因而更具有社会责任感;(2)跟区域文化和传统相关,湖南人河南人不怕苦、善对抗、很坚韧 ;(3)两地出的负面新闻相对比较多,是调查记者报道的“富矿”。

  当被问及为什么选择做调查记者,调查记者比较认同的选项有“揭露社会问题、维护公平正义”、“表达百姓呼声”与“传播新思想、启迪民心”;相对而言,比较不认同的理由是“新闻工作收入较高”、“新闻工作者有机会成名”与“学了新闻相关的专业”。可见,调查记者的择业动机主要为“倡导型”(监督权力或社会启蒙)和“兴趣型”(喜欢写作或接触各界人士),总体上功利性动机(注重名利)比较低。

  关于新闻媒体社会功能的评价,调查记者较为认同的媒体功能是“对复杂问题提供分析与解释”、“依据事实报道新近发生的事件”与“帮助人民实行舆论监督”;相对较不认同的媒体功能包括“为民众提供娱乐和休闲”、“提高群众的知识与文化水平”与“帮助人民了解党和政府的政策”等。就职业追求的重要性而言,调查记者最重视的方面是“保持事实准确”、“报道客观”、“保持公正”与“挖掘更深入”。可见,调查记者们更强调新闻的记录、阐释和监督功能,对提供娱乐、知识和宣传的功能比较看淡,其职业角色更加偏向“倡导者”(解释与调查)或“记录者”(资讯传播),而少“宣传者”意识。

  调查记者眼中的“理想媒体”有哪些?排名靠前的分别是《纽约时报》(The New York Times)、《南方都市报》、《华盛顿邮报》(The Washington Post)、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与英国广播公司(BBC)。此外,调查记者对《南方周末》、《新闻周刊》(News Week)和半岛电视台(Al Jazeera)的认同度也较高。值得一提的是,《南方都市报》已领先于《南方周末》成为在国内排名最高的“理想媒体”。据笔者分析,主要原因可能有三:(1)与 《南方周末》相比,《南方都市报》是日报,其做调查报道的频率更高、时效更快和容量更大,其对重大公共事件的报道更能快速引起公众关注、产生社会影响;(2)与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相比,《南方周末》近年来的调查报道规模和影响均有所下降;(3)来自《南方都市报》这样的市场化都市报的人数比较多,形成专业团队,而各地调查记者与南都记者交往频繁,亦更容易认同南都。

  根据数据进行调查记者社会网络关系分析发现,调查记者构成了一个相对紧密的共同体(community),他们之间存在比较频繁、紧密的跨组织、跨区域的非正式行业协作。平均而言,每位调查记者认识的圈内同行有30位左右,约88%的调查记者提到与曾与同行有过协作。最为频繁的合作方式有“提供或接受背景资料”、“分享消息源(采访对象)”、“提供或接受采访便利(如交通食宿等物质及技术帮助)”、“共同采访调查”,较少的合作方式包括“为制造声势和影响,约定发稿时间”与“自己媒体发表不了的报道,投稿给同行媒体发表(或帮助其他媒体朋友发表他们发不了的稿件)”。他们认为,同行之间的协作主要能够“更大程度地传播真相”、“克服采访报道的困难”“提高记者的工作效率”、“扩大行业的报道空间”以及“推动职业共同体的塑造”。相对而言,对同行协作能“提升受众的公民意识”、“促进中国的民主进程”以及“分担或降低报道风险”等认同度比较低。

  总体上,调查记者的行业协作有利于扩大报道空间、促进行业共同体的形成。如原《新京报》深度部记者黄玉浩所言,“如果调查记者是一个圈子,这个圈子的交流的积极意义是无庸置疑的,在相对高压、焦虑环境下,他们彼此之间的归属感会有克服精神焦虑的作用。”不过,也有从业者对行业协作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有所反思。如《三联生活周刊》副主编李鸿谷认为:一方面,在目前舆论环境现实之下,协同是抗拒压力的重要方式。另一方面,真正有价值的调查性报道极有赖于特殊的信息源,一旦核心信息源在“协作”的结构里被“分享”,对信息源的个人处境可能会造成伤害。李鸿谷担心,“协作与协同亦有可能帮派化,成为构成有谈判能力的小集团。这种谈判能力,我们容易注意到它有利的一面,但却可能遗忘失去伦理底线后,它也可能为恶。”所以,他认为,调查记者的竞争尤其是良性竞争才是正途。

  关于调查记者的平均收入,67%左右的月收入在5000至10000元的范围之间,月收入10000元以上的约为17%,而月收入少于5000元的约为15%。相对于调查记者所付出的报道艰辛、面临的职业压力而言,这个收入水平的确不高,因此他们对收入的满意程度也比较低。

  就职业满意度而言,调查记者对自己目前职业的总体满意度均值为6.62(问卷采取1-10级量表,1表示非常不满意,10表示非常满意)。而他们大多对“同事关系”、“工作中的自主程度”、“工作时间的弹性”等选项的满意程度比较高,对工作的“成就感”、“主动创新的机会”、“社会影响”满意度一般,对“报酬收入”、“福利待遇”、“提拔或升职机会”最不满意。可见,依据调查记者的主观判断而言,从事调查报道的“非物质回报”比较多,“物质回报”较少,他们身上的理想主义色彩也自然更加浓厚。

  调查记者的工作自主性相对比较高。面对组织控制(主要是编辑部领导的要求),他们“会尽量按自己的判断去处理”报道。不过,面对政治控制(政府部门的要求)和商业控制(经营部门的要求),调查记者能争取的自主空间比较有限。

  调查记者队伍平均从事新闻工作8年(包含调查记者经历),从事调查报道约5年左右。50%以上的调查记者“从事新闻工作的时间”是6-10年,30%不到的调查记者从业1-5年,15%的调查记者从事了11-15年的新闻工作。可见,一方面,调查报道对记者的业务能力确实有相对较高的要求,新手入行后一般至少要从事3年左右的条线新闻报道,表现比较突出,才有机会转行从事调查报道;另一方面,调查报道对记者体力、精力、心力的要求都很高,年龄稍大的记者能坚持的不多。《21世纪经济报道》新闻总监左志坚这样解释说:“我的同行们,每天都要面对权力的封杀以及待遇偏低的烦恼。从长期看,这确实是一个精神和物质回报都很少的行当。说服我们继续做下去的,只有自己纯粹的内心。我一直对自己和同事说,我是把这份工作当NGO来做的。” [4]

  不容乐观的是,40%的调查记者“不打算继续”从事调查性报道,30%的调查记者“不确定”,愿意继续从事1-5年调查记者的只有13%左右。对此,《财经》杂志副主编罗昌平如此解读:“这项统计再次表明,在中国,调查记者吃的是青春饭。青春饭,本是媒体创造的、带有贬义的、依靠脸蛋与身体生存的特种从业者,如今成了自己行业中本应是最顶尖群体的标签。在京沪粤,一名消费理想与身体的男性,月薪万元何以维持一个家庭?于是,一个个本不该退役的老兵以激烈方式离开,一批批心怀激情和梦想的新人加入,其间是专业素养和存量智慧的隔代流失,新媒体时代则呈加速度。故此,中国的调查记者不仅肩负信息披露、舆论监督的本分,还应学会保护自己、注重传承等以延长职业生涯。”

  综上所述,若要绘制中国调查记者的“标准像”,总体特征如下:他们以男性为主,年龄较轻、学历较高,多为文科专业出身,是一支充满活力的年轻队伍;他们普遍有8年从业经历,具有较丰富的实践经验,有1/3的籍贯来自湖南和河南,服务媒体和工作地点主要集中在北京、广州和上海;他们具有相似的价值观和职业意识,高度认同准确、客观、全面等新闻专业主义规范,同时,强调媒体的监督、启蒙作用,以期对社会现实有所影响和推动;他们具有较强的判断能力和职业水平,不轻易受名利诱惑,不愿意被行政权力和商业利益制约,更加具有自主性。

  不过,他们的总体生存状况并不乐观。一方面,相对工作付出和职业风险,调查记者的收入待遇和福利保障等物质性回报比较低,他们的职业满意度一般,尤其对职业发展的不确定性充满焦虑;另一方面,调查报道面临的社会控制环境也比较严峻。如时评家长平所言,“不仅调查记者摆脱权力控制的理想没有实现,市场化带来的资本控制,以及专业主义本身的弊端,例如以技术化名义实施的行业控制,对调查记者带来更多的困扰。”由此导致,这个行业从业者的“更新换代”速度比较快,平均从事调查报道只有3年,却有高达4成的调查记者计划转行,不愿意继续从事一线调查记者,这不得不令人深思。《财经》杂志上海站负责人杨海鹏认为:“当你成为调查记者时,你几乎已经注定悲剧的命运:诱惑与抵制、臣服与抗争、抑郁与悲悯,或成为你人生的复调现实是残酷的,支撑他们的是四个字:相信未来。”若要改变当下的“残酷现实”,增强调查记者的职业忠诚度、职业满意度,关键在于“双管齐下”:既改善其职业待遇,让其生活得更加体面、从容,更要优化其报道环境,依法保障记者采访权利、扩大报道空间,让他们体验更多职业尊严感和自我实现感。(作者分别为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副教授,香港城市大学人文与社科学院媒体与传播系助理教授。本文首发于《现代传播》2011年10月号)

  [1]该项研究由香港城市大学资助,经费编号SRG-7002540,项目负责人沈菲,项目合作人张志安。感谢全职研究助理黄缨杰小姐为本项目付出的辛勤劳动。

  [2]来源:刘伊曼在2011复旦新闻深度记者讲坛的讲座《调查报道的柔与刚》,2011年6月16日,上海,复旦大学新闻学院。

  [3]所谓职业意识,包括新闻从业者对自我角色、媒体功能、伦理道德、工作自主性和满意度等一系列问题的认知和评价,是新闻从业者的观念体系和新闻价值观,也是影响乃至决定其新闻生产的内在因素。详见张志安,《深度报道从业者的职业意识特征研究》,《现代传播》2008(5):50-53,56。

  [4]笔者访谈资料,2011年6月,新宝7登录采用电子邮件方式进行访谈。其他未注明出处的记者观点,均同。